尢智表，江苏苏州北桥人，生于清光绪二十七年（一九○一年）。兄弟三人，智表行三。他五岁时嫡母逝世，七岁时父亲复死。以后数年间，两个嫂嫂也相继病故，家中接连做佛事，诵经念咒，使他心灵蒙上生离死别的影子。

　　籍贯生年不详。交通大学电机系毕业，曾任商务印书馆编辑，后赴美国哈佛大学攻读无线电工程，回国后历任大学教授。著有佛教科学观、一个科学者研究佛经的报告。以科学之客观立场，阐扬佛法深奥之妙义。以科学家之眼光，证明佛学所诠释之理论，无一不符合科学家之观念，初机学佛者不可不读，以科学非难佛法之人，更应该读。p941——【佛光大辞典】

　　他十二岁进入苏州第四高等小学读书，那时是民国初年，狄楚青创办的《佛学丛报》在上海发行，苏州书店中也有出售。智表觉得喜欢，买了回去看，对佛教产生良好的印象。十五岁时到上海，先考取复旦大学，放弃未读，后又考取交通部上海南洋工业专门学校。南洋工专的前身是南洋公学，后身是交通大学。那时校长是唐文治，以提倡国学著名，故那时在校学生都以国文见长。智表十七岁时，获得全校国文竞赛第一名的金牌奖。十九岁升入大学部电机科，二十三岁毕业。

　　他毕业时，适商务印书馆招考编译员，智表考取，担任翻译百科全书中有关工程及科学的文字，每天译稿二、三千字。编译所所长王云五，颇欣赏智表的文笔，在智表服务月馀后，就给他加薪二十元，又介绍他担任家庭补习教师。同时，交通部派他到吴淞无线电台当练习工程师，而电台中人多事少，练习工程师只是挂名领薪，所以他仍在商务印书馆工作。

　　他在商务任职前后六年，每天除译完公家应译的文字外，下班回家也从事译述，所以那几年他曾在商务出版了《西洋科学史》、《科学丛谈》、《科学与人生》、《直流电机》、《交流电机》、《电机设计》等书。

　　国民革命军北伐成功后，军中的无线电报务员需要量很大。智表在上海以数百元的资金，办了一所无线电速成学校，办了一半，赚了一万多元。他以这笔钱作为留学的学费，到美国进入哈佛大学读无线电学科。

　　智表大约在民国二十一、二年（一九三二、三年）回国，到杭州的中央航空学校担任无线电教官，同时兼任浙江大学教授。这时他已信佛多年，曾到杭州功德林参谒途经杭州的圆瑛法师。圆瑛法师给他讲解「楞严要旨」，和《金刚经》中三谛三观的道理，前后为他讲了数小时之久。

　　在浙大兼课一年，因航校工作太忙而辞职。他在航校，专事设计飞机与飞机间、飞机与地面间、地面与地面间的无线电通讯。后来，他改任通讯所所长，除研究工作外，又训练各种无线电人才。民国二十六年（一九三七年）春天，调任南昌空军第三军区司令部的第四科长，未几中日战争爆发，智表一家人也开始了战时的流浪生活，随机关撤退到成都，这时他又调任中央机械学校高级教官。

　　他在成都住了两年，民国二十八年（一九三九年）改就交通部训练所任职。民国二十九年（一九四○年），辞去公职，自己经营工业，到抗日胜利为止，数年之间，业务十分发达，收益很是丰厚。最后因用人不当，遭受不少损失。

　　抗战胜利后，他应友人之请，到湖北省政府担任专门委员。后来，又兼任开发神农架森林筹备处主任。筹备处成立后，他的工作日渐忙碌。曾两次坐军用机到巴东县属的神农架山上空，侦察森林分布的状况；后来又带了一个测量队江而上，实地勘测神农架森林实际情形。回到武汉后，根据勘测结果，做了一分周密详尽的计画书。湖北省政府和省议会都很支持这个计画，民国三十六年（一九四七年）初就拨下开发经费。他立即以最迅速的方法，招募人员，购置器材，到巴东神农架山进行各种工程。工程进行得很顺利，八月间湖北省主席万耀煌特地电令嘉奖。

　　民国三十七年（一九四八年），他在工作上遭遇到很多困扰。首先是工程处的一个职员押解公款进山，带有手枪，误把另一个职员打死。不到一个月，复有一职员在巴东暴毙，因此流言蜚语传到省里，甚至说他主使杀人。接著工程处有一个木排由巴东放汉口，途遇劫匪，木排搁浅在滩上，因而到不了汉口，省中某大员竟怀疑根本没有木排放下来，一切都是骗局。这使智表啼笑皆非，心中沮丧。他惟有在佛前拈香默祷，虔诚忏悔，终日念诵观世音菩萨，以期默佑。未几，木排到达汉口，使他在公事上有了交待，而犯误杀人罪的那个职员也被判刑六个月，易科罚款。关于智表主使之说，根本不能成立。那个暴卒的职员，家属也认为并无其他枝节，这才解除智表的诸种困扰。

　　这一年，大局继续恶化，未几湖北省政府改组，开发神农架山森林的计画完全推翻，森林开发处也奉命结束。因为在大局纷乱期间，开发处结束，既不发员工资遣费用，也不派员接收，他在万分困难之下，一一办清了公文手续，然后返回苏州故乡。

　　回到苏州乡下，父老故旧，死的死，离的离，可说是景物依旧，人事已非。他乃在城内租屋而居，在家中布置起佛堂，诵经念佛。可惜对他十分赏识与投契的王季同小徐居士，已在他返回故乡前几个月逝世了。

　　民国三十八年（一九四九年）初，他曾因事到上海。在上海他拜访了范古农和陈海量居士，并参观佛教青年会，应青年会诸居士之请，在会中作了一次演讲。接著，青年会理事长方子藩居士，又坚约他到广播电台播讲「佛法与科学」。播讲数次，讲完又回到苏州。

　　一九五○年以后，他的情况就不得而知了。

　　智表虽然读高小时看过《佛学丛报》，但他并未因此而信佛。到他大学毕业后，在商务印书馆服务那个阶段，受了他叔父尢景溪老居士的影响，才开始信仰佛教。

　　尢景溪居士，是前清秀才，年轻时是个风度翩翩的佳公子，后来因为受了他舅父的影响而信佛。中年以后，爱看佛经，终日手不释卷，尤精于《楞严经》。智表幼年，景溪老居士宦游京粤，不在家乡。智表服务于商务印书馆那段时间，景溪老居士和智表一起住在上海闸北，两人常谈论佛理。智表因为有科学知识的障碍，对佛经理论听不进去。

　　后来，景溪老居士一再开导，智表就到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的东方图书馆中，借了一部谢蒙（无量）的《佛学大纲》，才对佛教有初步的认识。景溪老居士又拿《楞严经》给智表看，这样慢慢的导引著智表信了佛教。二十年后，智表写《一个科学者研究佛经的报告》，还提起这一段经过：

　　那么作为一个科学工作者的我，又怎么会研究起佛经来呢？原因是这样的！我有一位研究佛学数十年的叔父，在我大学毕业之后，问起我对于宇宙人生的真理有没有兴趣。我想，我学的就是宇宙间的真理，难道他老夫子也懂得科学吗？我就回答说：「很有兴趣。」接著还反问他：「应当向什么地方去求？」他回答道：「应当向佛经中求。」我说：「宗教不过是止小儿啼的，画饼怎能充饥？我是绝对不看佛经的。」他就为我指出：「你的执见太深。你常说科学家注重客观而不注重主观，那正和佛教的破我执相同。现在你有了这一执著，学问怎能长进？由此看来，你的科学学识，也不见得透彻。」我被他这一顿训斥，自觉惭愧，只得答应有空时就去研究。

　　他就拿一本《佛学大纲》（谢蒙著，中华书局出版）给我读。他说：「你对于佛学太不明白，且先看一看佛教的轮廓，然后再看内容吧９他又指出：「在看书之前，第一个条件，先要胸无成见，不作宗教观，不作哲学观，不作科学观，应彻底的客观。」我以为这几句话是任何科学工作者所不能否认的，所以就诚恳的接受下来，阅读了一遍。读完这本书以后的印象是：甲、佛教不是专重信仰，而是亦重理论的宗教。乙、佛教的内容之丰富，不减于我所学的各种科学。丙、佛教中种种神话在没有证明其可能或不可能之前，暂时应不置可否，且待看了经论再说。

　　在尢景溪老居士循循善诱之下，智表由此信了佛教。他所服务的商务印书馆编译所，本身就有一个东方图书馆，此馆藏书之富甲于全国（不幸后来毁于上海一二八战役），各种藏经佛书齐备，智表借阅极便，使他有极好的研究机会，加上尢景溪老居士的指导，使他进境很快。

　　不久，他就皈依了印光法师，他在民国三十八年（一九四九年）所写的〈佛教的伟大使我感动〉一文中说：

　　有一天，同事樊君来找我，约我同往太平寺皈依印光大师。印老极为慈悲，亲自讲解三皈依的道理，并教我们怎样拜佛、念佛，又讲了不少做人处世的道理。这时，我年二十五岁（时为民国十五年（一九二六年）），从此我就跟商务印书馆几位同事，学习早晚课诵，但并不怎样精进。那时，太虚大师在觉园讲法相宗，为青年人特开一班，我去报了一个名，又买了好几本法相唯识的经书，专心听讲，从未间断，从此对佛法有更深的认识。

　　话是这么说，但是他二十九岁出国留学，回国后在空军服务，继之八年抗战，撤退到四川，以至于抗战后期他经营工业等等，十多年中，虽也偶尔拜拜佛，事实上是没有多大进益。直到民国三十五年，在汉口筹备森林开发处时，又遇见他二十年前曾受教的太虚大师，这才使他在佛学上又努力精进起来。这一段机缘，也写在〈佛教的伟大使我感动〉一文中：

　　后来兼任开发神农架森林筹备处的主任，在筹备开发期间，刚巧太虚大师从重庆东下来汉，住佛教正信会，顺便把他赴印缅弘法的纪念品，在会里公开展览。我在街上闲步，看到一张招贴写著这个消息，遂即赶到正信会，参观展览，并拜见二十年前受教的大师，蒙他垂爱留饭，因此认识了苇舫法师和吕九成等诸居士。苇舫师教我写些《正信》月刊的稿子，我答应了。

　　回到家里，立刻重新布置佛堂，整理经书，仿（髟+弗）游子回到慈母的怀抱，悲喜交集。恰好这时公事极少，一个人关起佛堂门来，拜佛、忏悔、看经、一腔心事涌上心头，像有千言万语，急一吐为快的样子。因此在恭敬礼拜后，就展纸挥毫，竟七日之力，写好了一篇文字，题为〈一个科学者研究佛经的报告〉。翌日，送呈苇舫法师，请他指正，看我的见解有无不合处。过几天碰到苇师，他竭力夸奖，说马上在月刊上登出。这是民国三十五年（一九四六年）五月间的事。

　　这一篇〈一个科学者研究佛经的报告〉，是以他个人经验表达出来的作品，也是继十馀年前王季同《佛法与科学之比较研究》一书之后，另一个科学工作者现身说法。所以，在《正信》月刊发表后，在佛教界造成了一阵不大也不小的轰动，后来出为单行本，风行海内外，到处翻印发行，历时数十年而不衰，到现在仍是受佛教徒喜爱的一本好书。王季同曾为此事作序：

　　一九四六年七月，汉口《正信》月刊发表了尢智表居士所著的〈一个科学者研究佛经的报告〉一文，我读了之后，不胜欢喜赞赞叹。尢居士以一个科学工作者的身分，怀著求知和好奇的心愿，以科学方法研究佛经。他的态度是公正的，虚心的，因此他所作成的研究结果的报告，没有一字不根据事实真理，没有一句不符合科学原则。真是字字珠玉，语语金石。

　　以科学理论为方便，向广大的知识分子弘扬佛法，是我数十年来的夙愿。现在，尢居士却圆满和实践了这个愿望，怎不使我欢欣鼓舞呢？我正要设法与他通信建立友谊，不想疝居士却先我著鞭，已来信商讨有关佛法与科学的问题。从信中，我知他毕业于交通大学电机系，曾任商务印书馆编辑，后来又赴美国哈佛大学攻读无线电工程，回国后历任浙江大学教授等职务。

　　民国三十五年（一九四六年）七月，〈一个科学者研究佛经的报告〉在汉口《正信》月刊刊载出来，没有过多久，苏州的王慎轩居士和上海的陈无我居士都写信给智表，要求转载这篇文章。另有一位周纬之居士写信给智表，说要募集一笔钱把文章印成单行本，并拟译成英文，分送世界各学术机关，以扩大宣传。智表就把原稿誊清一分，寄给他未见过面的苏州同乡王季同居士，请王指正。王季同给他写了一篇序文，写信封他备加赞誉，并赠以「慈悲、忍辱、柔和、质直」八个字，做为他治事的方针。

　　智表后来曾到苏州去拜访过王季同两次，到民国三十七年（一九四八年）下半年回苏州定居时，季同已于是年作古了。

　　继《一个科学者研究佛经的报告》这本小册子之后，智表后来又写了一篇〈佛教科学观〉的论文（后来也出为单行本的小册子）。写作的年月不详。不过，民国三十八年（一九四九年）初，他在上海九九广播电台播讲过几次「佛法与科学」。这篇〈佛教科学观〉可能就是以讲稿修订而成的。

　　智表最初阅读的佛书，是谢蒙（谢无量）的《佛学大纲》，虽然没有引起他的信仰，却引起他研究佛经的兴趣。他问他叔父：「佛经那一本最好？」，尢老居士告诉他说：「你所知障重，应先看《楞严经》。」智表问：「什么叫所知障？知识应该是越丰富越好，为什么说他是障碍呢？」尢老居士告诉他说：「你先入的科学知识，塞在门口，便吸收不进以外的知识，所以叫做障。如果不执著各种先入之见，再看佛经，就没有所知障了。」

　　智表想这话也对，因为爱因斯坦假使不把牛顿的旧知见扫除，怎能发明相对论，去修改牛顿的万有引力定律？尢老居士给智表一部明朝真鉴法师的《楞严经正脉疏》，智表由此书读起，以后又读了《心经》、《金刚经》、《法华经》、《中论》、《百法明门论》、《因明入正理论》、《成唯识论》诸经论，因而写出这篇〈一个科学者研究佛经的报告〉。

　　在这篇研究报告中，首先他对佛经的文字组织，提出了几个使他惊异的特点：

　　一、 六种证信序：所有的佛经，一开始就具有信、闻、时、主、处、众六个要素，如：「如是我闻，一时佛在舍卫国只树给孤独园，与大比丘众千二百五十人俱。」「如是」表「信」，「我闻」表「闻」，「一时」表「时」，佛表「主」，「舍卫国」表「处」，大比丘众表「众」。这和写科学实验报告──要写上实验的主持人、共同研究者、时间、地点、实验目的、使用器材──的格式完全相似．．．

　　二、注疏分析精密：普通书籍的结构分析，不过分为篇、章、节、目四级，而佛经注疏却用天干地支二十二个字作标记，把一部佛经分析到二十二级，可说分析到最细密的阶段。

　　三、句法与文体的特创：佛经的造句，以受到梵文的影响，既不是六朝的骈四俪六，又不似唐宋古文，而是近于两汉的质朴，没有诘屈聱牙之弊，而有通俗流利之胜．．．

　　四、译名和定名的严格：佛经译名之严格，为科学界不及。如电动机、马达，意译音译并存；公分、格兰姆、克，三者同时存在。佛经以「六离合释」为法则，译名统一。佛经译场之组织，严密周全，为其他学术所不及。

　　其次，在佛教的理论方法，他亦提出了：

　　一、 一切物质的空假中三观：《金刚经》云：「所谓佛法者，即非佛法，是名佛法。」此一公式，可应用在一切物质现象上，如：「所谓茶杯，即非茶杯，是名茶杯。」茶杯只是一个假名，是假观；它的本体是空的（性空），是空观；茶杯虽无体无性，毕竟有相有用，所以「是名茶杯」，是中观。

　　二、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：物质是佛经中所说的色，由物质可转变为非物质的能力，故而物质的本体可谓之空，就是色即是空。反之，非物质的能力转变为物质，就是空即是色。此二者，科学上均已予以证明。

　　三、因缘和合论与因果律：佛经上说，世界上所有精神的与物质的事物，都是因缘和合而生，故一粒谷子种在田里，加以阳光、雨露、人工的助缘，就可生出一颗稻。有因无缘，或有缘无因，都不能成果，这就是佛经中的因缘和合论。故《中论》偈称：「因缘所生法，我说即是空，是名为假名，亦是中道义。」这就是空、假、中三观和色空不二的一贯理论。这因缘和合论打破了上帝造物、神权万能、科学上以为原子是原始单位不可再分的种种邪见。

　　四、三自性：佛说世间一切法相可分为三种自性：遍计所执性、依他起性、圆成实性。依他起性，就是一切事物的自身，都是依其他事物的因缘和合而起。在依他起性的事物上，作种种主观的计度分别，生起种种意见，或成立种种学说，这就叫做遍计所执性。在依他起性的事物上不作这种主观的分别，只存客观的事理，就是圆成实性。

　　在科学上来说，依他起性就是客观的事理，例如从时间与空间的关系，而成立动的概念；由质量的运动，而成立力的概念；又从力与空间的关系，而成立能的概念。这都是依他起性。如果从这能力上作一计度分别，说能力是常住不灭，而成立「能力不灭律」，这就不一定是可靠的真理了。佛学并不反对客观事物的存在，故说依他起性，但对主观的计度分别则一概否定，譬如龟毛兔角，纯是幻想。佛教但认取客观的事实，明了其依他缘生的理，不去作妄想分别，这就是圆成实性。

　　这篇论文的要点，已如上述。此外，他把佛教实验的方法──戒、定、慧的修持，佛教的实验效果──解脱烦恼，都作了佛学和科学上的比较。

　　〈佛教科学观〉是智表继〈一个科学者研究佛经的报告〉之后，所写的第二篇论文，文长约三万馀字，除「绪说」外，分为六个章目：一、佛教是纯理智的宗教。二、佛教的研究精神。三、佛教的平等观。四、佛教的缘生观。五、佛教的积极精神。六、佛教的入世应用。这篇文字，大约于民国三十六年（一九四七年）发表在上海的《佛学半月刊》上。

　　在〈佛教是纯理智的宗教〉章中，他提出破除迷暗、扬弃感情、发起正信等三个子目。如在「破除迷暗」目中说：

　　还有一个事，是科学和佛学同样破斥的，就是灵魂。一般人相信灵魂的理由是：人的躯壳是肉体，是物质，物质是无灵知的，所以必须有个有灵知的灵魂来主使他。譬如一辆汽车，必须有一个司机去驾驶它，这个灵魂藏在肉体里，肉体有了灵魂就成活人，灵魂离开就变成死人。此说好像言之成理，但拿逻辑或因明学来测验一下，就发现它的过失来了。我们现在问他：这个灵魂是物质的，还是非物质的？若说是物质，则此物必有长短重量．．．若说灵魂是非物质的，则我们要问：非物质的东西，怎么会在身躯内跑进跑出？既然说跑进跑出，就不能说是非物质了。

　　佛教既破斥灵魂，那么生时作主宰，死时受轮回的又是什么呢？佛教的解答是：因为这个东西是万物的本体，是无形无相，不住内外，不出不入的，佛教强名之曰神识，曰佛性。神识是指被物欲蒙蔽了的本体，佛性是指没有物欲系缚的本体。其实是二而一，一而二的。

　　在「扬弃情感」目中，他说：

　　佛教可以说是专门在找出人们的种种错觉幻觉，而加以合理的纠正，使人们走上觉悟的大道。所以佛教是纯理智，非惟不杂一点感情，而且竭力的扬弃感情，这是和科学完全相同的。

　　在「发起正信」目中，他说：

　　佛教徒所信仰的是：一切众生皆有佛性，皆能成佛；佛性中具足一切法，本来清净，本不生灭，本不动摇，万事万物皆从因缘和合生，无有自性，唯心所现，唯识所变。信仰佛教的目的，在获得无上正等正觉。这就是智慧发展到最高超的地位，也就是人生进化到最圆满的境界。若把其他宗教的教人信仰一个万能的造物主，使信徒甘愿做他的儿子，汩灭了自己的个性，放弃了自己的主权，埋没了自己的理智，和佛教徒的信仰一比，真如天渊之隔了。

　　这篇论文在最后的结论中说：

　　佛法甚深微妙，世人对此大多曲解误解。有一种人以为在此科学昌明时代，不应再提倡迷信。又有一种人以为佛教是神道设教，其意在劝人为善，未尝不可作精神上的安慰。第一种人是认白作黑，第二种人是似是而非。著者有鉴于此，故从科学立场观察佛教，解其义趣，使第一种人知道佛教非但不是迷信，而且是破除迷信最彻底的学理。再使第二种人知道佛教不是神道设教，不是精神痛苦时的麻醉剂，乃是宇宙人生的真理，处世接物的实用之学。至于佛理的大机大用，犹不止此，读者尚宜深求。

　　综上各节所论，足徵佛理是理智的、平等的、自由的、客观的、彻底的、具体的、圆满的、积极的、入世的、实用的宗教。兹谨以至诚心，就其见闻所得，条列如上，敬奉献于读者，以报深恩，愿见者闻者，发欢喜心，生信发愿，依教修行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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